導讀
2013年10月11日至13日,中外數十位氣候變化研究的專家、政府相關部門負責人和眾多新聞媒體記者聚集在人民大學,召開了2013氣候傳播國際會議。三天里開了十幾場專題報告,報告間歇還進行了熱烈的討論。這場“頭腦風暴”想實現一個目的:讓氣候變化與氣候傳播在中國能夠真正形成氣候。而在通往這個終極目標之前,還有若干懸而未決、難以厘清的問題,比如“為什么氣候變化受到熱議,但懂它內涵的人很少?”、“怎樣讓公眾真是感受到氣候變化影響?”、“氣候變化報道怎樣做才能讓老百姓看得懂又不失科學性?”、“為什么中國公眾對低碳活動支持率高但參與少?”這些問題在嘉賓的發(fā)言中多次被提起,又似乎沒有找到答案。但至少,各方開始正式走到一起了。一旦我們開始審視我們在氣候變化報道中的問題,找準今后的方向和方法,氣候變化就會逐漸從“鏡中花”變成生活的一部分。【全文】
訪談實錄
一、公眾:氣候變化近在眼前又遠在天邊
在“2013氣候傳播國際會議”12日上午的發(fā)言中,中國國務院原新聞辦公室主任、中國氣候傳播項目中心顧問委員會主任趙啟正首先講了一個親身經歷的事情:“今年夏天我是在上海度過的。上海今年的氣溫創(chuàng)造了上海有氣溫記錄以來最高值,達到40.6℃,炎熱的天數也創(chuàng)140年以來的最高紀錄。剛剛過了炎熱又遇到了兩次臺風,暴風雨淹沒了上海的一些街道。我以為我躲開了北京的霧霾到上海享受一個好的天氣,結果發(fā)現氣候變化在中國已無處可逃。”
雖然某一年的極端天氣不能與氣候變化直接劃等號,但頻發(fā)的反常天氣、讓人措手不及的自然災害,無疑為推廣“氣候變化”這一概念起到有力推動作用。氣象災害事件就成了時常挑動公眾“氣候變化”神經的介質,使得氣候變化觀念很快深入人心。
據中國氣候傳播項目中心在2012年11月發(fā)布的《中國公眾氣候變化與氣候傳播認知狀況調研報告》顯示,中國公眾對氣候變化問題的認知度高達93.4%,77.7%的中國公眾對氣候變化的未來影響表示出擔憂。但是仔細分析這組數據發(fā)現,這93.4%的受訪者中,認為自己只了解一點的占28.4%,了解一些的占53.7%,了解較多的占11.4%??梢?,我國公眾對氣候變化的了解還不是很深入。參加這次氣候傳播國際會議的多位專家也表示,公眾對氣候變化內涵的理解有待提高。
趙啟正在講述完自己的經歷后就感慨:“近年來由于氣候環(huán)境變化跡象日趨明顯,但他們對氣候變化的科學原理、復雜性、危害性,對這些認識還不足,對幫助公眾認識氣候變化的嚴峻現實和潛在危害?!彼J為氣候變化在中國長期處于"高風險、低認知"的狀態(tài)。
中國氣候傳播中心副主任、中國人民大學統(tǒng)計學院博士后李玉潔做過一項調查,中國百姓更關注空氣污染、白色垃圾、水質問題等更為緊迫的問題,氣候變化更“抽象、遙遠”一些。她還介紹說:“國外在做氣候變化報道時,往往選擇災難性,恐懼性,震驚性等等形容詞描述氣候變化信息傳達,從而讓大家高度重視”。
有多年相關報道經驗的原《南方周末》記者、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訪問學者袁瑛在發(fā)言中表示,氣候變化影響很大,后果也是災難性的,但報道中仍會與公眾產生距離感,是因為氣候變化具有“弱沖突性”。人們可能更關注家附近的化工廠或核泄漏這樣對生活能產生直接影響的話題,而“氣候變化是長期的,或者說影響是緩慢的,需要一個時間段來體現的。而公眾的記憶力非常短暫。”
氣溫百年升溫零點幾度,海平面百年漲零點幾米,活在當下的人們幾乎感覺不到影響。誰愿意總是杞人憂天般的憂心忡忡過日子呢?因此,氣候變化成了高懸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但由于未知性太強,健忘的公眾會時常忘記它的存在,或者像鴕鳥把頭埋起來一樣,假裝它不存在,轉而去關注更緊迫或更有趣事情。
其實在國外也面臨著這樣的問題。美國斯坦福大學伍茲環(huán)境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員蘇珊娜·莫澤在本次會議的發(fā)言中舉例說:“很多美國人都不在室外活動了,買杯咖啡都在汽車里,這樣怎么能讓他們關心氣候變化呢?”
和美國情況不同的是,我國公眾參與應對氣候變化活動、支持低碳環(huán)保舉措的意愿非常高?!吨袊姎夂蜃兓c氣候傳播認知狀況調研報告》顯示,有77%的受訪者認為“人類如果不改變自己的行為,將很難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zhàn)”,83%的受訪者愿意為購買環(huán)保產品花更多的錢。因此氣候變化宣傳在我國還是大有可為,只是方式還需要改進。
二、政策:低碳治理 “高位運行”
說起氣候變化,最能準確形容這個話題的一個詞就是“復雜”。其復雜性一方面來自于氣候變化研究本身,這是一門年輕的學科,很多目前尚不能解答的問題讓氣候變化研究不僅艱深,而且爭議不斷。另一方面,“氣候變化”從被正式提出時起,就與政治結下不解之緣,成為黨派之爭、國際談判的重要籌碼,在各種利益糾結過程中被冠以不同的注解,讓人迷惑、難辨真?zhèn)巍?BR>
氣候變化的另一替代詞是“全球變暖”,這是氣候變化被談論的核心議題。1979年成為英國首相的撒切爾夫人首次在國會中宣傳全球變暖。由于提出全球變暖話題的保守黨意欲削弱煤炭工業(yè)的影響力,進而削弱工黨的勢力,因此氣候變化話題自誕生之日起便與政治摻雜不清,還時常被質疑是個“陰謀”。
目前廣為人知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基于這份公約進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也是在爭辯甚至爭吵中誕生、前行。氣候變化究竟是環(huán)境問題還是發(fā)展問題,成為發(fā)達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爭論最激烈的問題。因此氣候變化又成為國際談判的焦點。
氣候變化像個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從英國兩黨之爭,成為世界各國都難以回避的話題,而其復雜性也與日俱增。氣候變化報道也隨之變得更加高端。這一方面讓不熟悉這個話題的公眾知道它了,例如氣候變化在我國熱度陡升就是從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開始。由于國家層面開始重視這個議題,報道隨之增多,我國公眾也開始關注,這個話題的影響越來越大,到現在已經成為影響國家發(fā)展政策的因素之一。這有利于提高公眾對氣候變化的認知度,但隨著氣候變化啟動"高位運行",普通百姓也更難掌握話語權,更難以找到參與行動的出發(fā)點。
雖然民間也有很多低碳活動或者相關學科項目,但若想完成“‘十二五’期間我國GDP能源強度下降16%”這樣的目標,轉變“能源消耗大國”形象,取得國內產業(yè)轉型與國際氣候談判取得優(yōu)勢“雙贏”的進步,只能是以國家政策為指導。事實上,我國目前已經形成“高位推動、層級治理、多屬性整合”的中國特色低碳治理體系(《中國低碳發(fā)展報告2013》)。這樣的治理體系與民眾參與之間產生了距離。
三、傳播:讀者之間缺乏橋梁
雖然很多人都知道氣候變化正在發(fā)生,而且會有嚴重后果,但是如何讓公眾搞懂什么是氣候變化,仍然是媒體和科普工作者頭疼的事兒。
“我爸媽看不懂我做的氣候變化報道,怎么讓他們喜歡讀氣候變化報道?”原《南方周末》記者袁瑛就有這樣的困惑。她認為,氣候變化報道未來要面對幾個挑戰(zhàn)。首先是科學性問題,怎么樣清楚完整表達一個科學理論,又能讓公眾理解?另外,在報道時怎么能客觀展現各種不同研究觀點以達到真正的平衡。當然還有就是文章如何貼近百姓生活。
即使是氣候變化傳播起步比中國早十多年的發(fā)達國家,讓公眾持續(xù)關注氣候變化報道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兒,甚至報道者本身就已經開始泄氣了。在2012年初的一份國際媒體調查中,2011年全球媒體的氣候變化報道降低了20%,其中英國廣播公司減少了30%,路透社減少了27%。
在中國,氣候變化傳播從2009年才開始興起。如今減排話題舉國關注,現在是時候找個合適的方式推進氣候變化報道了。而媒體和科普工作者現在最需要的無疑是找到與公眾進行溝通的橋梁,把遠在天邊的氣候變化拉近到人們身邊,把高位運行的低碳政策在普通人中間找到落腳點。什么是合適的方式和橋梁,在這次氣候傳播大會上答案也不統(tǒng)一而且不唯一。
袁瑛認為記者應該多與科學家溝通,掌握最前沿的科技信息,另外就是要學會講故事,把氣候變化影響生動地講述出來。樂施會氣候變化項目經理王彬彬、創(chuàng)綠中心總干事盧思騁等NGO組織負責人認為要加強NGO在氣候變化傳播中的作用,比如通過“關燈一小時”這樣有影響力的活動把低碳理念、低碳舉措傳播的公眾中去。
有些外國學者介紹了他國的一些經驗。有些做法不算“高端”,但是很實用、“接地氣”,能讓受眾很真切地感受到氣候變化影響。比如,在英國有個網站模擬了一些未來的情況,網友可以通過互動游戲看到化石能源與新能源應用的不同結果,并且看到2050年以后可能是個什么狀況,提示人們必須要采取行動。這樣的方式也許能作為科學理論的形象化佐證,拉近科學與讀者之間的距離。而英國廣播公司(BBC)不但通過電視節(jié)目告訴公眾氣候變化的可怕后果,還專門制作農業(yè)節(jié)目,來展示農民可以怎么樣做出調整,訴他們怎么樣來建他們的生存空間等等,同時推動在不同的社區(qū)之間進行溝通,進行討論,讓農民可以更好的獲得信息。
不少與會的中國專家和媒體代表表示,對于中國讀者來說,氣候變化傳播必須與我國國情相結合,“氣候變化在中國最終是發(fā)展問題”,把氣候變化影響與百姓生活緊密聯系起來,才能真正做到深入人心。
結語
讓公眾深刻地了解和理解了什么是氣候變化,才能讓大家真正積極參與,從舉國關注變成群策群力,把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導轉化為自下而上的轉變。也許現在氣候變化跟公眾之間還有距離感,但政府、NGO組織、媒體、科普機構等要通過各種方式逐漸縮小這個距離,讓公眾有更多的機會參與相關活動或項目。為什么一定要讓公眾參與呢?借用參加本次氣候傳播會議的學者的話講,就是“低碳政策與城市設計密切相關”,“進行政策制定要關注不同社會群體”,而公眾正是組成群體的主要部分。